不要墜入歷史的怪圈

學習歷史的怪圈



中國人實在有太多的學習歷史的心理包袱，在西方的社會科學術語中，有所謂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見諸於如︰馬國明君 廿七日明報《分秒必爭還是寸土必爭》﹑葉蔭聰君同日明報《何俊仁和他的時代分秒必爭還是寸土必爭》以至商台中國問題專家潘小濤廿三日都市日報《洞房前，為何不先擺喜酒簽婚書？》一文。



歷史限制制度創新



歷史的學習會限制制度的創新，中共近世的治國經驗﹑政策制訂的過程有不理性的過去，不能完全算在今天的領導層。當然從機構文化﹑組織行為上分析，歷史經驗確實可以作為參考，不過不能讓制度與政策結果都成為潛規則的囚徒(Prisoner of History)，形成路徑依賴。筆者同幾位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知無大差異，不過問題的關鍵是，是否需要慣性地﹑懶惰的將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用中共建黨﹑建政的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去引證中國政府的不信守承諾的歷史。這個定性能討好一向恐中﹑恐共因避秦南來的香港人，強化香港人對中國的不信任，對香港民主化亦無幫助。其實北京自九十年代，意識到國內政策制訂以及公務員制度有極大需要與國際接軌，開始與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組織合作研究相應的行政改革，開始理性政策制訂﹑管治方式步向專業化、公開化、科學化的方向。況且從民主化理論的視角，協商比革命，更能鞏固民主，透過憲政手段﹑立法確定政治承諾，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改變中，是自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來的歷史突破。



以美國﹑法國﹑俄羅斯為師，必然流血



在Eric Hobsbawm 筆下的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法國在十八世紀發生驚天動天的流血革命，統治階層因沒法解決初始工業化帶來的階級衝突，原有制度因此崩分離析。美式建國模式觸動當代的革命運動，法國大革命引發一系列大國秩序的重新洗牌，俄羅斯更於一戰後兩度爆發革命，兩度政權易手。

透過社會運動﹑通過流血革命達到政治自由，確實令人響往，搞革命對於社運人士從來是浪漫而有型的事，但是對象以中產為主體因的香港，革命意味失去工作和生活。



憲政手段的不吸引



為憲政改革緩慢且要容忍原有統治階層繼續在議會篤眼篤鼻。透過和平手段﹑不用內戰或受到外國侵略來完成民主化的過程，在近世歷史中，以西班牙的經驗最為人樂道。在一九七五年後佛朗哥的協商民主化的過程中，當年後佛年代的第二任首相(Gonzalez Soarez)的政治手腕﹑西班牙共產黨的妥協可堪今天香港市民借鏡。



香港人要放棄美式公民社會的對抗性



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Suarez在軍方大力反對下宣佈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國王向軍方說之而情避免了軍方干政。正如香港的民主黨同中央宣稱承認基本法﹑全國人大零七年的決議﹔甚至公民黨創黨時，放棄平反六四的訴求一樣，當年的西班牙共產黨向Suarez投桃報李，承認君主政體﹑放棄共和的訴求。對於馬克斯主義者來說，是極大的讓步，比公民黨放棄平反六四要更大勇氣(﹗)。如果香港人願放棄美式公民社會的對抗性﹑競爭性﹑法國大革命式的浪漫，採取西班牙式協約民主，後六．二三的香港可以是西班牙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