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缺什麼

此書係由幾名中國大陸的經濟及金融學家撰寫，再加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現今中國經濟下的藥方。總的來說，不管是體制內﹑體制外的專家學者都認同兩個事實，一.是國進民退，二.是體制問題︰中國經濟在現行的憲政環境下，發展並不健康。

國進民退？

作者上年同Roundtable去國家行政學院時就聽過某部委的官員指“國進民退”並不存在，認為是一個偽議題。”官進民退”，是關鍵在於現時中國經濟很大程度是來自政府投放的資金﹑四大銀行的貸款。正如其中一位作者耶魯大學大學教授陳志武所言，七萬億在金融海嘯後投放入市場，中國的經濟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民企的效益減低，銀行貸款大部份流向國有企業﹑大型民企﹑中央的款項流入俗稱 “鐵公基”的工程。款項不能為就業﹑市場經濟提升效率，反而令民企要戴上”紅帽子”，屬於體制外的天則研究所所長茅于軾更指，美國的金融海嘯對策目的是增加就業，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奧巴馬一個字都無提過。而太平洋的對岸，中國政府的重點在GDP的提承，就業反而次要。

 

體制問題

茅于軾在書中不厭其煩﹑語重心長地說 : “民間不富﹑國家不富”，稅收改革 (應該指減免民企和個人入息稅)和國企私有化是目前經濟金融改革政策的要點。前者涉及中央與地方收入分配﹑後者則涉及社會敏感的賤賣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兩者都不易上馬。但兩者結合相信能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化不足﹑國企壟斷市場﹑民企沒有活力﹑市場仰賴政策等富有中國大陸特色的經濟問題。陳志武教授在書中有一個大膽的提議，老實說(筆者)我都曾經想過，因為這個建議香港都有。類似現時還運行中的盈富基金，在中國大陸要實行的話，是要將國企的公有股份﹑非市場化股份，賣給私人投資者，甚至分配給農民﹑農民工等低收入人仕。一次過解決中國經濟結構問題，如︰官進民退﹑貧富問題﹑民企不濟。從而，制約中央集權制下，行政部門權力過大﹑金融﹑財政力量集中在政府的問題，令到私有經濟得以重生。

所以始終中國經濟缺什麼？雖然”中國經濟缺什麼”一書沒有明言，但睇完的讀者都會知道”憲政”是不二法門。

(星島日報 26.08.2010)

香港社區詞詞典

香港本土用語詞典

有理由相信<香港社區詞詞典>是為中國大陸駐港機構的工作人員而編，首先，書名已經稍為不地道，稱之謂 “社區詞”詞典。根據編者在序言的說法，社區詞是因社會制度﹑社會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不過對於不是此書目標讀者的香港人，”社區”一詞可以很”社工”﹑”社群”的。對於內地同胞來說；社區一詞應該接近港人口中的”街坊”。所以，如果要為<香港社區詞詞典>重新命名的話，姑且應叫<香港本土用語詞典>，再政治正確一點，可以叫<香港街坊用語詞典>。




雖然是一本街坊用語詞典，書中有不少香港本土政治組織﹑政府政策﹑社會團體的解釋以至英治時期，港英政府官銜﹑用詞等。高密度出現的有近二十年來香港曾有過﹑現在已經不存在的論政﹑參政團體或組織，香港特區政府有些政策﹑立法建議譬如何謂︰廿三條﹑白紙草案﹑藍紙草案。什麼是高官問責制﹑QFII﹑QDII﹑黑社會的術語﹑什麼是地區管治委員會亦可在這本詞典找到。



翻閱這本詞典，睇到發行商為了促進香港和大陸的溝通的誠意和苦心。不過偶有失諸交臂的時候，例如︰頁一已經誤將AO燉冬菇做行政主任。有些詞，對一個天天睇幾份報紙﹑熟悉港情的人都未必會聽過的用詞，例如︰暗室，一般人可能配詞做” 暗室政治”，同”黑箱政治”同義，詞典卻稱暗室是”情婦”。黑社會 “班馬”，詞典稱為”扯馬”﹑香港人習慣玩的”廿一點”，詞典卻稱”二十一點”﹑ 特首喜歡的”金銀膶”︰勞力士手錶，詞典指稱係較少人叫既”十蚊銀”的慣稱。最搞笑的莫過於是詞典將MC(司儀)同時賦予”女性月經”的意義﹑報章常用來形容老而疆堅的行業翹楚的”長春樹”，詞典叫做”青春樹’，又有一些從未聽過﹑或已經很久沒有在香港社會出現的詞，譬如︰香港九七前叫”太空人”來稱呼男人在港搵錢﹑女人在外地坐移民監的家庭模式，詞典叫做”香港蛙人”，還指是來自TVB的電視劇。可能筆者少睇電視劇，孤陋寡聞，從沒聽過。

星島日報 (18 August-2010)

〈做人難，做中國人難，做中國文人更難

拙作以《國社論》為名，當然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簡稱，實為「論國家社會關係」。國家者，包含民族（Nation）、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等三重意義，三個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文的「國家」和「政府」概念，直翻為「State」往往 lost in translation。國家一詞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政府如果從馬克思的分析，更是統治機器、專政工具。


本書就是希望透過綜合近年來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言論作一個總結，從中建構一個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去剖析中國、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情況。本書的架構分為六個部份︰制度、文化、政治經濟、管治、公共行政、公民社會。制度是國家、政府的脊樑，正如新制度主義者所言，制度組織（structure）政治行為，而文化、政治經濟因素又往往影響一國的制度選擇。讀者可以用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去演繹現時中國的國家制度是全民共識、改良主義、共同價值的反映，然筆者更服膺於此乃路徑依賴、自我應驗預言的結果。此分析建基於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歷史背景南轅北轍，對個人、對社會的限制、對國家/政府的預期，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綜觀本書，亦反映筆者研究的脈絡，當年本科學生年代的興趣是民主化（Democratisation），從 Lipset、Huntington、Dahl 到 Diamond，可以說是應對了後天安門事件的一種心結。這個情懷，由 1989 年小六到大學一、二年級上莊一直未釋。始終對 Lipset, Huntington 到 Diamond 等國際經驗，未有特殊的依付，很有可能在在港大學生會的經歷（稱之為歷練似乎又有點言過其實），開始對基層的論述有更深的體會、對比較研究的方法學，產生懷疑。這個懷疑令我選擇了研究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作為哲學碩士論文題目，Civil Society 的研究老實說書看得多，寫了一個蒙混過關的論文，當中真正讓我想稍為有同感的是 Antonio Gramsci。最後亦以 Hegemony 總括當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國家社會關係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公民社會理論，往往以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國家社會作為二元對立，是零和遊戲（Zero-sum），英美的三權分立概念某程度上亦源自這個傳統，對國家的懷疑、對政府的提防，而這個傳統孕育出資本主義（可能互為因果）、出產了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東方社會（姑且這裹指英國以東罷），從法國、德國、俄羅斯到中國，愈東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傾向就愈強，當中當然是蘇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控制的範圍最為囑目。而文化上，不計中國這個筆者認為的特例，法德俄又確實比美英的人民對市場持更懷疑的態度、「食皇糧」（Public Sector）的比例、人民對政府在個人生活、經濟生活的容忍都較高。

將這個思考放在中國和香港，可以某程度解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的張力和矛盾，是源自對國家社會關係不同理解的差異，某程度上又是文化的衝突。

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

在研究公民社會的時候，思考了文化對國家社會制度的影響。這個慢慢引領了到另一個理論，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領域。在探討中國文化對民主化的影響、從思考有無中國文化、有的話是何許模樣，以至解答中國文化、東亞特殊論的時候，新制度的文獻解答了部份答案。當文化論、新馬的論述無法單方面解釋中國的特殊性，新制度主義有這個想像力解答了為什麼中國既然難以管治、為何不行聯邦制？為什麼憲政暫時仍然不是中國領導人的選項？以至今天國內特殊國情衍生的「國家民族主義」、香港特殊的意識形態光譜、香港中產對自由主義的熱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