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 十二月號



為什麼共和黨人未能入主白宮？

崔偉恒



一﹑背景



奧巴馬的勝利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有好幾個搖擺州分的勝利，令到共和黨難以沖擊白宮寶座。在俄亥俄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佛羅里達州，奧巴馬都憑著他微弱的領先優勢，包攬了所有的選舉人票。



路透社/益普索（Ipsos）選舉日的投票結果顯示，第一次投票的選民，包括許多年輕人和移民都青睞奧巴馬，而年長的選民偏向於共和黨的羅姆尼。奧巴馬贏得了估計有百分之六十六的西班牙裔選票，如佛羅里達州，是全美八個政治上有分歧中最重要的洲。有估計奧巴馬的份額其實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西班牙裔投票。

有數據表明，美國將會成為一個“多數少數”民族 - 白人少數的國家 - 在未來的幾十年，將有深遠的政治影響。



另外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黑人﹑拉美裔和其他非白人選民投票予奧巴馬，相比，不到十七的人選擇羅姆尼。在選民年齡十八到三十四的組別，奧巴馬還贏得了約百分之六十三的支持，絕大多數來自白人選民的選票則投給羅姆尼，他得到近百分之五十七的白人選票，奧巴馬只有百分之四十一。



在中國大陸，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四項集一的結果被稱為“無知少女”。這個稱呼被坊間用於符合上述其中一個條件的各級人大代表。在全國各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之前，事先對新一屆人大代表的代表構成做出預留，以保證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實際上，在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上，也反映這種平權特色。“無知少女”亦可應用於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兩黨成敗正繫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族裔及婦女”的群組。



二﹑人口結構轉變︰一個方興未艾的新美國



一個方興未艾的新美國正在崛起，這個新美國有兩個陣營︰支持共和黨的優勢者的聯盟與及傾向民主黨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族裔及婦女，當然還有廣大的窮人。根據統計數字，四十四歲以下﹑少數族裔選民﹑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選民在今年和未來都會進一步影響美國政壇。而羅姆尼則反其道而行，使用移民問題向共和黨黨內右派輸誠，結果得罪了很多拉美裔選民。在搖擺不定的州份，羅姆尼的移民問題政策比說要底特律破產，代價來的更大，而結果亦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決定。不過共和黨似乎不大在意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族裔及婦女的支持。反觀為了要在選舉中獲勝，民主黨集中針對汽車工人以至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族裔及婦女的支持。正正因此，奧巴馬在俄亥俄州這個關鍵搖擺州份勝出，說明不是偶然。自我迷戀的老大黨(Grand Old Party)-共和黨明顯擋不住這個結構性的變化。



2.1 少數族裔



在二零零四年，喬治•布殊贏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西班牙裔投票。四年後，麥凱恩有百分之三十一，羅姆尼則只獲得百分之二十七。而非裔美國人像在二零零八年一樣被證明是可靠的奧巴馬支持者，給了他百分之九十三的選票。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會長Benjamin Jealous 就指出“沒有非裔支持，總統不會輕易獲得二百七十張選舉人票，這是至關重要的。”Benjamin Jealous更指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瑞安(Paul Ryan)的稅務建議，讓許多非裔美國人和勞動階層作出的鮮明的抉擇，就是要摒棄共和黨。民主黨元老傑克遜(Jesse Jackson)就曾指，美國各地的共和黨政客在過去的十八個月嘗試施加限制投票權的舉動，激怒了黑人選民。於是企圖壓制投票成為一種刺激，醒來的人卻是西班牙裔美國人。票站民調說明拉丁裔人口的重要。首先，他們的力量正在崛起 - 選民比例從2008年的9％增長到今年佔百分之十，而逐年繼續約有60萬合資格拉美裔美國人達到投票年齡。其次，奧巴馬的拉美裔人的支持，不斷壯大。 2008年，他有67％左右的支持。這一次，這一數字上升到71％。這可能說明了為什麼奧巴馬於今年六月決定延期兩年去驅逐非法在美居住的年輕拉美裔人出境。反觀在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初選中，羅姆尼談到“自我驅逐出境”(self -deportation)，與移民為敵的立場(即加強邊境執法﹑反對任何形式的特赦﹑通過“人性化程序”鼓勵非法移民自願回國)。



事實上，拉美裔是一個相當大的群組，七個關鍵的戰場州中就有四個有舉足輕重的拉美人口︰科羅拉多州，佛羅里達州﹑內華達州和維珍尼亞州。在這些洲分有不斷增長的拉美裔選民，他們的共同主題是，他們不喜歡和不尊重共和黨人稱他們是 ”非法移民“﹑談論”自我驅逐出境“。另外，亞裔美國人對奧巴馬的信任度，亦以另一個驚人的74。從2008年的27分49點的大幅上升，在美國現時只有百分之三的選民稱自己是亞裔美國人。但是，要注意亞裔美國人上漲近6％，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族群，他們最近在進入美國移民當中的數量超過西班牙裔人。



2.2 年輕選民



2008年，年輕選民和學生是奧巴馬進入白宮的關鍵力量。在2008年，三分之二的18 - 29歲的人支持他，今年這個比例下滑了一點點，至60％。青年人的熱情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年輕美國人都特別擔心他們離開了學校後能否會找到工作，另外一個可能是奧巴馬今年的競選活動未如2008年般刻意針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在年輕選民中相比，但他仍然取得了勝利壓倒了羅姆尼。有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的教授說，值得注意，奧巴馬和他的競選搭檔拜登今年特別頻繁的訪問俄亥俄州的大學校園。針對羅姆尼在俄亥俄州曾指要解決年輕人就業，年輕人可以問父母借錢去創業，奧巴馬攻擊羅姆尼何不食肉糜。(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a4VdtKlO0)



三﹑意識形態的轉變



從九四年共和黨的美國新世紀運動，經歷布殊王朝到今年，美國大陸似乎出現新的意識形態的轉變—向左走。在參議院，民主黨不斷有鼓舞的好消息，美國選出第一位公開同性戀的參議員︰代表威斯康星州的鮑德溫(Tammy Baldwin)，另有左翼英雄之稱在馬薩諸塞州的沃倫(Elizabeth Warren)。反觀因關於強姦的言論而激怒了許多選民的共和黨候選人托德(Todd Akin)和理查德•(Richard Mourdock)雙雙下馬。而緬因州和馬里蘭州更成為第一批州分透過民眾投票而不是法院的決定通過了同性婚姻。富商特朗普(Donald Trump)“向華盛頓進軍”和“革命”之呼籲，更反映了有錢人對左派抬頭的譟動不安，而最差的反應則來自福士新聞評論員比爾(Bill O'Reilly)，他說“奧巴馬獲勝，是因為美國它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白人建制派已經是少數派，而大部人只想問政府拿東西。在科羅拉多州，有選民發出警告說︰“這是第一次為我的國家害怕，奧巴馬把我們走向社會主義。”雖然如此，奧巴馬仍奪得科羅拉多州和俄亥俄州。共和黨內部互相指責，有些人認為，羅姆尼不夠右翼﹑不能面向拉美裔和年輕選民以至歸咎於共和黨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Chris Christie），口頭上稱讚奧巴馬處理颶風桑迪得當。



3.1 共和黨太大男人



羅姆尼反對任何情況下的人工流產以至保險不應覆蓋避孕的立場被對手大肆攻擊，嚴重流失女性選票(註︰Roe vs Wade羅伊訴韋德案，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保證在大多數情況下墮胎的權利。)。在密蘇里州，托德發明“合法強姦”這個新詞;理查德在印第安納州指強姦出生的嬰兒是一個“上帝的禮物”，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競選中，史密斯(Tom Smith) 將強姦同未婚母親相提並論。有指，共和黨可能忘記婦女是可以投票。相比共和黨以上的”婦科”和”神學”專家，在第二次辯論中指在當州長時內想起用女性出官入仕，卻物化女士為”binders full of women” ，羅姆尼的失態就”溫和”得多。根據調查，68％的單身女性投票不會投票給他︰所以似乎不論紅色或藍色，向左或向右，“職業女性”或“家庭主婦”，她們今屆都傾向民主黨。如果說共和黨在2012年的競選活動向婦女宣戰，很清晰的是婦女贏了。事實上，奧巴馬在未婚婦女中超越羅姆尼有多達百分之三十八，而婦女選票亦創出紀錄並發揮了重要作用，確立了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女政客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創紀錄數量的婦女當選為國會議員。這些統計數據提供一個強有力的信息予保守的政客，試圖重新定義強姦或干預女性身體自主權是不能忍受的。一個民意測驗專家，甚至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選舉中的婦女通過多種方式證明了政客不能得罪女人。



3.2 茶黨是一個問題



“對於醫療保健和兒童服務，供有需要的人，像我這樣的窮人和中產階層。如果羅姆尼獲勝，他只會照顧所有上層。”一位基層選民如是說。



在選後的分析中，有人預測指出羅姆尼的失敗將迎來茶黨的光榮退場，因為茶黨傷害到共和黨吸引主流社會的能力。共和黨有太多誘因，跟愚蠢的茶黨分手。但茶黨似乎不在乎邊緣化的危險，一位該黨的核心領導歸咎於共和黨損失總統寶座是由個別自以為是的精英和俱樂部選出一個柔弱﹑溫和的候選人所致。茶黨今年有一個差的選舉結果，出格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但它們感覺仍好，說要完成他們的革命，所以有分析反而認為茶黨將在共和黨在未來有更大的發言權，推動小政府﹑削減赤字及降低稅收。茶黨在今年差勁的表現下，茶黨的同仁認為要在城市地區吸納黑人﹑拓展空間去發展保守觀點的市場。



”此舉是務實的，畢竟“黑人和棕色的將是大多數，因此共和黨人也得讓他們上船”。 一面稱被妖魔化為種族主義的茶黨領袖如是說。



很明顯，在下次選舉，共和黨需要更具包容，要做到把歷史上不支持他們的人︰黑人﹑拉美裔﹑亞裔﹑年輕的拉到他們旗下。經濟差﹑失業高的時候，黑人﹑拉美裔﹑年輕人都會是首當其衝，共和黨要削減福利國家開支，這就已經不單純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權利和生存問題。



“當你是在未婚女性，要照顧家人或長者，他們看到的羅姆尼不屑為47％的人服務﹑羅姆尼說他們依賴政府福利﹑要削減課後計劃﹑要削啟蒙教育計劃﹑食品券和職業培訓計劃。

全國婦女協會主席•奧尼爾(Terry O'Neill )



“拿最低工資有三分之二是婦女 - 在過去的幾年裡，最低工資沒有漲。如果你沒有獲得可靠的生肓保健計劃，你將有一個艱苦的工作。在美國45歲以上的有三分之一婦女曾經墮胎，這是常見的甚至有時是必要的。“



3.3 不思想解放只有死路一條︰太舊﹑太老﹑太白



一些極保守派，尤其茶黨黨人主張進一步右轉，說在2008年的麥凱恩和羅姆尼都是過於溫和，都是“犀牛”（Rhinos）。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指他和羅夫(Karl Rove-喬治布殊的前戰略家)，錯估了民眾對經濟的關注。共和黨需要重新考慮，接觸拉美裔和其他族裔群體，否則共和黨將會是一個少數黨。

佩林(Sarah Palin)指羅姆尼的失敗中是一個災難性的挫折。共和黨糟糕的戰略源於他們絕大多數為男性﹑老人﹑有錢人和白人。今次倖存下來的選舉機器，仍然是南方戰略，即是依賴於20世紀60年代在南部各州民權措施通過後不滿的白人的支持。從2000﹑2004年的教訓，共和國黨需要再加上中西部﹑山區各州和基督教福音派信徒，才可以入主白宮(正如今年失去在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



總結︰共和國黨需要新的面貌



一個煥然一新的共和黨的未來不可能由金里奇或羅夫等年長一代。年輕的人物，有盧比奧(Marco Rubio)︰佛羅里達州參議員，他在今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有一個出色的演講，現時他經已是2016年總統候選人提名戰的領跑者。盧比奧於大選塵埃落定後發表聲明，說共和黨不得不擴大其覆蓋面，黨不只是為富裕階層，而要幫助人們向上流移動。和金里奇一樣，他面向少數族裔。“保守運動應該對少數民族和移民社區有特別的吸引力，盧比奧作為古巴移民的兒子，他是佔盡天時地利去這樣說。 他又指黨也有至少從民主黨拉些非裔美國人投票﹑而且解決女性和同性戀選民對共和黨的疏離。但是轉移到一個黨的面貌黨並不容易，共和黨和新茶黨之間的關係可能變得複雜，他們需要尋求新的領導人，準備在2014年及以後的國會選舉。

從單一集權制度到民間社會  信報 十月九日


崔偉恆



在內地和香港最近發生的群眾事件演繹了，國家和民間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在國家全面民主化前，國人需要更大的努力，達致更好的治理，而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多的民眾參與，是加強政府的合法性的不二法門。顯而易見，同時在北京和香港，兩地的當權人都有非常急切的需要去加強認受性。當數百萬人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街道的時候，他們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佔據街道。但大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政治自由化與更活力的公民社會正在形式，無論是在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方式的都正在進行。政府必須正視，以適應這種強大的“民間”動員力，否則它將會變成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力量，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政治權力和權威

任何人上過一類政治101課程的都知道政治是權力和權威的配置。而在最高的水平的權力權威配置，筆者認為是認受性。分配的權力和權威是來自我們的內含價值。的確，我們的制度﹑機構配置，可以看出我們的政治權力結構排序，體現政治權力的形成。從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可以有四種制度分析，一）基本國家制度；二）孟德斯鳩制度，例如︰三權分立；三）中央﹑地方權力配置和四）經濟制度，例如︰•弗里曼式市場。

這四個不同的系統解決不同形式的政治權力分配，並形成不同組織型態的政治權力，從聯邦制，行政﹑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選舉規則的影響和經濟制度對經濟表現的影響及其對政治自由的影響。再詳細的制度選項可以有兩黨制度與多黨制﹑比例與多數派制度﹑一院制和兩院制﹑一元制與聯邦制﹑議會制與總統制，司法審查﹑司法預覽，弱與強的地方自治權，分贓制官員招聘與公務員招聘，專業與徵兵兵役和在國家經濟關係中政府採取市場自由抑或與國家主導﹑社團制度。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的群眾事件，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在大陸規模最大的群眾示威，似乎說明了我國﹑我城的人民﹑市民在兩個制度選擇中必須考慮的關係：一﹑強弱國家 -社會關係，二﹑強弱中央政府與的地方政府關係。

主權和自主權

從反國民教育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到公眾集會看到，香港配置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新媒體如︰ YouTube和Facebook的出現，推動了一些組織的滅亡﹑淘汰了舊的制度，動員群眾從此不需要正式組織架構，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為例，他們今年就以驚人的自殺舉動慶祝其一百周年，。支持國教陣營，認為國民教育乃天經地義﹑是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的體現。更坦白的意見就認為，應該考慮國民教育是因為經過英治百幾年殖民主義後，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恢復後的應有之義。這可能是一個過時的意見，在自由意志選擇主義者(libertarian)眼中，強迫選擇只會令人愈走愈遠，中國人身份認同感更少。進一步來說，民族認同只能培養是不能強制執行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者和憲法專家會告訴你最高水平的自主權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來降低分離主義情緒。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finger pointing)的態度，不會令任何人有任何的出路。在這個時候，作為理性愛國的中國人應該考慮，聯邦制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亦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來確保中國國家的完整與及一種理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公民社會與民主化

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不能保證一個有意義的中央與地方的對稱關係。同樣，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不能持續很長時間沒有獨立的民間社會存在。你喜歡不喜歡美國的國家制度都好，一些在常春藤學校受教育的未來中國領導人都清晰知道，“強大的國家﹑強大的社會〞是中國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富裕的社會的快車道。當然證據亦可能顯示大規模的反日示威中，既包括黨和國家引導的群眾亦有自發自主中國老百姓的。

一些研究黨國動態的海外中國學者曾經就如何令中國過渡至健康民主的建議，指出可以通過讓太子黨與團派相互權力交替變成憲政慣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這個安排很可能將在未來的十八大確認，而訊息正由我國歷史上最牛的時事評論員︰董建華副主席在CNN公佈，當然相對對民主社會的透明度，這仍然是很落後。在準備民主過渡中，中國需要更好的方法，以適應不斷成長而又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這應該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議程中。同時，全國人民的政治參與和政府對公民社會的包容性必須提高，以進一步刺激現有的官僚主導的威權體制對社會的開放共甚至問責。

觀察香港特區2012年特首選舉對中央地方關係的意義 明報月刊 七月號


崔偉恆


一﹑理性選擇模式和官僚政治分析



從中央地方關係看2012年特首選舉，第一個分析框架是理性選擇模式和官僚政治分析。從這個角度，我們可見中國現時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仍然以中央集權為主要軸心。這個基本原則與世界潮流，分權是相違背。現時的基本政策要維持是現狀，主要是有一種保守和反動的勢力。主要因為中國現時的政治是屬於威權官僚政治。角色有中央政府內處理香港政制的官員，即港澳辦。而處理中央政策的官員與地方的菁英包括西環的中央駐港聯絡辦以及在中環行走的港府官員。



排斥政黨政治﹑抬舉行政主導

由於是威權官僚政治，以至當中的封建思想，透視出不同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現象。為什麼八十年代以前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會有所謂政治主導的問題？當年蕭蔚雲在內的內地法律權威，希望透過移植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有關港督的權限到基本法的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

　　

在質詢曾蔭權濫權的立法會大會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表示不理解為甚麼港督不用納稅，又對回歸後行政長官納入納稅範圍感到驚訝。這是因為大家不知道如果行政長官承襲港督的權限身份，就會出現尷尬的情況。因為港督在港英時代是主權代表，而行政長官，是承繼了一些港督憲制中的行政的權力。另一方面，歸咎於封建思想是由於是港人普遍心態仍然是狹隘的用人唯為材的心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中國人鍾情於考試制度，我們迷信考試制度能夠培養出治國人材，但不代表是主權代表。自隋朝開始，中國的考試制度都能夠找到一些能人去輔助君主，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今次我們看到現任特首曾蔭權就著款待事件的行為，有些人，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認為要將特首納入公務員規管範圍內。而其實在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就著財產方面向終審法院法官申報。這也側面反映了行政長官作為中央主權代表在很多方面的權力不受制約，透視出行政同立法機關的關係，以至這現時社會認為不足的權力制衡格局。



在多年來，這都是一種理性選擇。在官僚政治的理性選擇下，希望透過移植港英時代的沒民主、有管治的統治模式直接移植到回歸後的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和第七十四條有關職權方面，甚至第七十三條第六段有關彈劾的聆訊和西敏寺模式的不信任投票機制非常不同。　



要改變這個理性選擇和官僚政治，就需要有魄力的官員。所謂公民社會和國家主義對立這個矛盾，事實上現代文獻雖然都指官僚會較為保守﹑反動，但亦有好處，在官僚政治的環境裡有相對較少的阻力去進行改革。官僚思維亦可能較為循規蹈矩之餘，也有機會因為由於少了政治的阻力而能力去創新制度。這可否突破行政主導的瓶頸，由一個總統制的憲政格局過渡至西敏寺模式呢？其實當年的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改革辨公室主任嚴家琪以至國外的學者如政治學家Lipset, Lijhart都提過一些初始民主轉型的國家行總統制往往結局都不好。行西敏寺之制度將讓行政當局位置由來自立法機關的人同時出任。雖然有“Fusion of Powers“，在權力上的運用，此制始終有較高的執政能力，議案較易通過，這在香港可能是好事。

文化制度論

第二點是文化制度論，或者稱為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主義。文化制度論的產物是單一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雖然，一國兩制是一個很創新的嘗試，但中央政府自七十年代尾到八十年代頭，有意透過一國兩制或設計一國兩制來統一中國的時候。一直是以單一化的思維出發，在中國憲法框架下作出的一個設計。黨作為唯一的統治菁英集團，在憲法裡有一個不可挑戰的地位。這個格局能否改變？所謂的文化制度論又是什麼呢？在這個章節，我們在一黨專制之下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公民社會、國企和民企，當中又有太子黨、團派。在香港來講，有人提到不同的特首候選人所代表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的版塊。而黨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我們也經常聽到胡錦濤總書記，要走上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出力。在這裡，我們就要先看看現行執政黨的認受性了。



現時中國共產黨認受性主要來自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來自經濟表現。經濟的持續增長令到國力、經濟實力、硬實力得以增加，從而增強了表現式的認受性。這個來自Max Weber的理論歷久常新，已證明是經驗之談。第二個是民族國家的完整。剛才提及到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負上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所以在體現國家行為時，中央政府作為行政機關扮演著國家主權代表時，對主權要特別執著。而背後的演繹，可以演繹為政策層次或者操作層次可以見到，譬如學者去研究中國公共政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權的時候，對外的政策往往是最強的。意識形態之外，台灣政策或者對香港政策分權方面，其實中央給予地方拿捏游走的空間相當少。那麼，所以往往這類的政策涉及對台，甚至民族政策或者香港政策，這個地方政府少有機會可以做其他事情。另一個是由於大一統的格局。大一統是作為全中國人的一種宗教，亦是全體漢族人的最大公因數。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的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一個責無旁貸的責任去履行大一統的責任。當然也可由另一層次去思考，例如理解薄熙來過左或過激的政策會引發反彈，這個反彈正正可以看到薄熙來在重慶或遼寧嘗試解決認受性不足時引發的另一種模式。透過民粹主義模式維持治安，未必會犧牲經濟利益，但透過打黑或打擊現有的一些官僚或者大商家而爭取民望，這和以往單靠經濟增長或單靠民族國家這個光環，又有稍微不同。當然隨薄熙來的下台，我們可知過左﹑過激的政策，中央是接受不到。



文化制度論和黨領導民族主義



最後一點就算文化制度論和黨領導民族主義，如果中央有繼續為漢族甚至中華民族，有統一中國的決心，而香港大部人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反轉來看，有更多顧全大局或更為中港未來著想的官僚在處理香港政策的時候，我想這方面應該能夠令到香港和內地接軌時有更少的摩擦，能夠更好地融洽。





歷史制度論或路徑依賴理論



歷史制度論，我們也叫路徑依賴理論。其實，我們看回蘇聯的歷史可知，所謂的路徑依賴理論是指改革的障礙往往來自領導對於某個歷史階段的選擇性借鏡。譬如中國共產黨對於蘇共解體的教訓，認為由於蘇共的憲法裡面有聯邦制的有關規定。波羅的海三國以至其它加盟共和國就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脫離蘇聯而獨立。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直沒有將蘇共憲法裡關鍵條文放進去。這是因為毛澤東認為沒這個必要。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民運以來，中國的領導人都意識到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是一條挽回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認受性的唯一方法。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局常委自從江澤民執政後期，胡溫的上台，因此請了很多歷史系教授到中南海講解，其中很多部分提及到大一統的局面以至強政府在樹立中央權威和有中央集權的能力都是成為強國必然條件。當然，有後人分析認為這其實電視片集「大國崛起」的劇本來自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的緣故。



　　至於第四部分，我們從論述分析可見，執行路徑依賴理論或歷史制度論的時候，在香港政策，譬如訂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時和再之前的愛國者定義等問題上，都可反映出中央希望強化愛國教育，從而防止和杜絕香港走上獨立的道路。這種主權行為或不斷強調主權的行為，要相當小心溶入的香港社會，否則會離間地方群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

　　要解決官員管理，要令到民眾安心成為中國人或繼續和中國融洽這局面，其實要解決一些前線的官員對香港政策的拿捏。但往往由於政治社會化的原因，歷史書有社會化的功能，政治學習的過程會令到官僚對於歷史有某種選擇性傾向，可能是擔心放權會亂，會引發蘇聯式的崩潰。問題是我們見到尤其是歷史演變的文化浪潮，似乎中國必須再次考慮歷史依賴的借鏡，不單純是蘇聯。我們見到外國民主政府確實是希望這個民主浪潮繼續轉移到其他未民主化的國家。由天鵝绒革命到茉莉花革命，我們見到發展中國家慢慢走入民主化的過程之中。



　　另一方面，中國對於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過程有不同的體會，而不是單純一棒打死否定。譬如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方面，中國亦希望透過現在增強了的國力作出調停。這對香港有影響嗎？我們見到前年香港政府派六千元正是由於天鵝绒革命的餘波引致。



在特首選舉之前，有評論指出外國勢力如何透過香港和平演變中國。有人提出曾蔭權和唐英年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把持。自冷戰以來，香港算是在中英和中美角力之間。冷戰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甚至有人說香港現時仍是一個國際城市，美國和其他外國勢力有一個歷史原因，在香港有經濟或其他政治利益。冷戰時期，美國或明或暗支持港英繼續維持西方在東方的前哨地，去觀察中國和維持一定的經濟利益。回歸前夕，美國國會更加通過了香港關係法，更加密切關注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身分。



　　從維基解密的資料可見，美國領事和香港本土的政治人物有相當之頻密的往來，甚至包括的司局級的官員。作為一個前哨地，意識形態方面往往會更接近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和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基本法第五章單獨明確確立)。就算這一切比較西方自由化的觀念，其實國家亦需要有更大的包容去反問自己，究竟這些價值對中國來說是否有作用。不能因為是外來價值，而一筆抹過。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的框架中，我們見到有不同的理論，由理性選擇官僚政治到文化制度論、歷史制度論和接下來我提及的聯邦制有相當關係。



博弈論與聯邦制



剛才提及到中國是大一統文明，但其實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個黨派不同的爭奪而令到大一統國家出現變數。中央政令未必如憲法所認為的中央集權制那麼強。即使現時有所謂團派或太子黨等，也有人引申認為香港幾位特首候選人除何俊仁外都是隱含了中國共產黨內派系的鬥爭。其實香港亦如是，譬如有人認為梁振英有來自中國共產黨香港支部的支持，反觀唐英年有傳統商界、傳統上流菁英、政務官官僚和部分民主派的支持。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第二梯隊，來自西環的力量，從今次選舉的教訓可見，香港的商界必須培養一批對政治有興趣或者懂得政治的人，不能再單純倚靠阿爺的欽點和扶持，而是找出一個代理人。這要是什麼人呢？可能是商界出身的人，對政治有認識了解，肯放下身段。另外可來自學界或知識界，但對於香港的市場經濟有更大的體會而能夠制訂政策，另外傳統政務官或傳媒人士，他們需要就著現時最新學術狀況﹑政治科學的理論，甚至對於真實的民情有更多的體會。有了這批人後，對於香港的自主權會有所改善，即使這對北京來說是敏感詞。



自主權對稱論

　　最後部分最穩定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是港大公法教授佳日思所提的自主權對稱論，指出在聯邦制和集權制之間的原則最重要是最高自主權能夠換取地方政權和中央之間的最和諧關係。這種關係最大自主權之餘，亦引申到地方代表能夠直接參與中央(聯邦)的政治活動。如果以美國的政制來說，每個州均能有兩位參議員代表州份參與聯邦事務。另外，眾議員也可透過人口比例有這樣的設計，令到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達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而產生歸屬感和依附感。現實來說全國及地方人大政協，以至全國/地方青聯的位置都有開放予香港人。但是，港人有否實質上運用權力呢？或者港人會否參與國家事務呢？其實，當我們討論中國人身份的時候，我們要令到香港人更加有國家意識，參加國家事務是最好的方法。當然有人認為現時的憲法憲法﹑背後的操作以至一國兩制不容許這個做法。實際上，香港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有憲政的義務，參與國家事務。



反觀這次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選舉在很多方面有這樣的傾向。如果我們仍然這種政治文化，這會相當擔憂。我認為若要撥亂反正，希望中央方面能夠考慮上述幾個論點。

香港司法傳統可為前海示範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時事評論 By 文淵 2012-08-29


香港司法傳統可為前海示範

在「十二．五」規劃中，香港人經常聽到內地與香港要進一步融合，而進一步融合目的當然離不開如何維持香港亞洲國際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本文認同香港要透過與大陸合作以維持競爭力，而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方面上已擁有不少軟件，例如簡單的稅制、有效率的規管制度，以至社會文化、資本進出自由和專業服務行業的效率。



前海法律靈活變通


今年6 月27 日，喻為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草案）》已提交深圳人大三讀通過；有人指出，這意味中國的「曼哈頓」即將啟航（甚至意味這將威脅中環在區內的領導位置）。


據此，前海將設立專門的商事法庭；積極引進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開展服務；研究以香港的中國公民出任陪審員參與審理前海商事案件；支持前海註冊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合同中選擇適用的法律，以及制訂舉報貪污的機制，以爭取建立一個能與國際接軌的法治建設。



香港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早已具備不少天賦優厚的客觀和主觀條件，當中優勢是擁有祖國龐大的經濟腹地。內地學的研究顯示，全球有83%的資金只由二十三個城市處理，即世上有二十三個結算中心處理全球83%的財富（紐約、東京和倫敦三個城市已經處理當中三分一的財富）。



如果香港要擴大這些數字的份額變成紐倫港，一定會面對來自上海的挑戰。不過，一些在內地工作的投資銀行家認為，內地的規管比較不透明，來自內地的研究亦指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的規管有時不甚清晰，有權責不清的問題。規管有風險，令外資擔憂；加上地方主義，令上海和北京也有政策上的爭奪。



總括而言，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確有不少發展的良機。問題是，我們必須維持既有優勢，特別是法治和規管是我們最須要保持的制度，令我們不至於落後上海。



司法獨立優勢可保



香港享有名義上的司法獨立，予人或持份者對法院作出公正判決有起碼的信心，深圳在前海設立專門的商事法庭、引進香港仲裁機構, 某程度上就是要建立山寨版中環、山寨版杜拜。


在發生金融海嘯前，杜拜生意紅火，很大程度是因為引入普通法的商事法庭、找幾個老外法律權威在商業法律租界內指點天下，令到金融精英放心不會受制於回教法庭嚴格的法則（除刑事、家事法）。


在歷史的軌中，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司法獨立可以說是近代各種類型政體都會擁抱的價值觀。

這說明儘管世界各地存在種族、膚色、宗教等種種差異，但是司法獨立的信念是很「普世」的一個概念。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時，法官聲稱他們獨立；但在納粹統治下，只有政治正確的法官才能手握法槌，對納粹黨心懷不滿的法官會被開除或被迫退休。


在社會主義法系中，《蘇聯憲法》的第112條： 「法官應當獨立自主，並只遵從於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即在司法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獨立自主，並只遵從於法律。


這個說明司法獨立已經是不論民主非民主政體、普通法、大陸法、社會主義法系，甚至已經給歷史唾棄的法西斯都要掛出來的招牌，所以我們香港要保住優勢，一定要維持既有的法治。當然，如果能夠在前海示範香港的普通法傳統，這個更是額外的紅利了。


二之二．

前海可以是另一個中環？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8 時事評論 By 文淵 2012-08-28


8 月6 日，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註】召開首次會議。前海特區作為「深港深度合作」的新課題，自從誕生以來，便一直受到多方關注；由於不少人一直稱它為「下一個中環」，予人的訊息似乎中央要「深港合併」，取中環而代之，所以惹來不少港人惶恐。

不過，筆者認為大可不必擔憂，一方面稱作「下一個」，自然是因為前海尚且灘塗一片，中環只是遠景；另一方面，前海特區的定位與中環有更密切關係——配合發展港人引以自豪的高端服務業，所以「深度合作」才算真正點題。

本土企業應積極享受前海特區為香港經濟轉型而提供的便利，開放內地專業服務市場等優惠待遇，使得本港下一代都有City Job 和多元發展前景，不拘泥一方天地， 「雙城故事」可以比「獨城計」講得更好。


上班途程幾近中環


北京給予前海新區一系列政策，涉及金融、財稅、法制、人才等十多個方面。

按照傳統經濟特區的慣例，大多是利用國內的土地資源、稅收優惠、積極產業導向政策的優勢，發展實體高新行業。不過，由於前海特區的面積不大，區區十五平方公里，所以這樣的土地面積使得該塊地區注定不會是高端製造業基地，而重於香港所擅長的專業服務業和一直方興未艾的創業產業上。


這樣，一系列的政策導向足以吸引「嗅覺敏銳」的金融、法律服務、審計服務機構在此開業承攬新興業務。此外，由於土地租金和業務開拓方面的方便，更是可以成為廣告、諮詢、設計產業的創業樂土，為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化和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提供優質高端服務。與北京上海不同，未來到前海上班與去中環上班的路途，將會沒有太大的差別，兩地工作生活更恰似同城距離，大批年輕專才可以從容就業。


此外，體制創新也是前海的「重磅利器」，其中之一就是稱為「先行先試」的政策原則，主動權幾乎全部下放到地區和企業以至個人經營者手上，這樣的政策在全國其他經濟特區，諸如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珠海橫琴都沒有實施過，所以香港創新產業的發展，無論在行業、業態、產業鏈布局上將會有更多的空間。


新增人幣回流政策


此外，中央對「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在近兩至三年來均在不斷嘗試，試圖在資本項下逐步做「有限度的開放」和「對熱錢有足夠控制力」上尋求一種平衡，把人民幣這個不能進行自由兌換的幣種打造成一種強勢貨幣；香港已經確立須要承擔打造「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任務，這次要在前海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可以看作是配合存於香港的大量人民幣作出進一步安排，即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二步。


其實，國際化第一步是含有隱憂的，多數人持有人民幣，是基於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一旦預期見頂，將會出現人稱「日本病」的大量外資出逃，第一步的成果將會毀於一旦。如今在香港的大筆人民幣尚且沒有太多官方認可的「回流」渠道，這次前海先開放了探索試點跨境貸款，鼓勵外資股權投資基金進入等是一個十分積極的訊號，因為這是為數不多的官方認可回流方式之一。


面對未來人民幣率的變化，離岸人民幣可以有另外一個避險的場所，從而保持海外存量與國內存量之間的聯繫，在市場化與資本管制之間有一定的緩衝。


其次，貸款與直接投資是比間接投資（金融市場）更為容易監管的資金，熱錢進入的危險比RQF II 要小上很多，央行會比較放心。此刻只是前海這幕大戲的序幕，如今方興未艾，進一步的發展將會在未來發展情況下繼續探索，諸君拭目以待。


如今前海經濟特區成為不少中港官員、學者的熱門話題，相關的文章和評論數量不少，看好新特區的前景不在少數。然而，筆者認為，如今規劃與設想雖多，但須要謹慎對待，不應揠苗助長，操之過急，如果給所有行業一起上馬，往往只會事倍功半，建議前海項目應該按行業分批有序發展，才能漸入佳境。

注視行業建立周期


前海的政策涉及金融、財稅、法制、人才、醫療等十多個行業，有一些需要十分長的周期，比如醫療，涉及醫院大樓建設，諸多昂貴的醫療設備、器材等，絕非一蹴而就。並且單是醫療人才的培養就有多年的周期，一定要從長計議，切實制訂一個五至二十年的規劃，通過醫學院之間的合作，醫院或者專科診所的開設，香港的醫療資源可以為整個華南地區服務，而華南地區可以提供硬件設備上的支持，兩地醫學院也能教學相長，互惠互利。


此外，有一些行業周期相對較短，比如金融或者會計事務所的發展，只須建設寫字樓就可以立刻進行商業運營，故而建議在基礎建設完成後積極籌劃第一批進駐，成為首批標誌性的企業，並且逐步形成初步的核心商圈和產業高地，促進前海的後續二期規劃可以順利進行。


二之一
註：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共有十七位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華建敏擔任主任委員，此外則由香港與內地各佔八席，皆由兩地具有較高社會知名度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現任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出任副主任委員。


此外，還有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和廣北、中銀國際副執行總裁謝湧海、香港理工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正豪、中科院士葉嘉安、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受聘為委員。

吳局長，你聽到沒有？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時事評論
By 崔偉恒 2012-08-02

上周日（7 月29 日），抗議教育局推行「國民教育」的市民不顧當天的炎熱高溫，出席人數沒有十萬，都有數萬。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和其他支持「國民教育」的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國家也會為學生提供這樣的「國民教育」；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國民教育」促進會主席姜玉堆指稱，該會支持和贊助學生到湖南參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搖籃；他甚至建議，當你的大腦受到污染，洗腦是必要的。

「七二九遊行」，其實是兩種文明衝突的結果——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教育」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家長式民族主義教育」！



這兩個文明的衝突可以修補嗎？

當天的一些示威者，有香港大學學生會九十年代的中堅分子，他們訪問中國、到內地旅遊；但我懷疑，他們知道大陸情況的不多。

另一陣營的一些人，是2002 年離開殖民地大學後，我也認識一些。

他們認為， 「國民教育」也有在西方教授，況且香港現在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應該視為「宣傳」。

雙方的論點不無理由。反對「國民教育」的家長害怕年幼一代遭人「洗腦」，長大後最終會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反對的人認為， 「天安門事件」、「李旺陽神秘死亡」都應該加進「國民教育」之內。

相反，那些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如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則說沒有此必要。

雙方操不同的語言，反映不同的價值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 「國民教育」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增加對中國的了解，並會幫助他們就業。

綜合各方觀點，他們談論的只是「國情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或「公民教育」。其實，譚惠珠、吳克儉和示威者所談論的，都應該在高中或以上，並且應該放入中國語文或中國歷史的「國情教育」裏。

教育局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如果我們把討論的重點回歸到辯論香港學生應否接受「國民教育」，那麼，無論是吳克儉，還是盛傳即將擔任教育局副局長的陳嘉琪博士（本身是課程研究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正是莫禮時教授，莫禮時是香港教育學院前校長，是教育社會學、國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專家），工作將較為容易。

不過， 在超民粹主義的政治環境下，加上一個超低認受性的政府，沒有一個人包括林鄭月娥可以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所謂「中央任務」；即使明天教育局宣布「國民教育」只局限於簡單的唱國歌和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七二九遊行」已展現出真正的人民力量，市民對低信任度的政府已到了攤牌的局面，市民對小修小改的「國民教育」將不會收貨。



教育局可以做些什麼？邀請各位市民起草「國民教育」的課程內容吧！正如行政長官選舉期間，候選人梁振英邀請市民與他一起寫政綱。這是一個民粹主義者的舉動嗎？是的，很民粹，甚至是激烈式的民粹。但吳局長你有一個替代政策嗎？沒有，除非你想行政長官或公眾明確要你下台。吳局長，你聽到沒有？

Roundtable Pioneers總幹事崔偉恆

國民教育真能洗腦嗎？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時事評論
By 崔偉恒　唐嘉汶 2012-07-24



自《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以來，學生、教師和家長站在同一陣線，異口同聲指國民教育「洗腦」，擔心年輕一輩的思想受到控制。國民教育科採用偏頗的資料作為教科書內容，以達致歌頌「中國模式」的政治目的固然要反對；不過，即使教育局有「洗腦」之意，又是否真的能有「洗腦」之效？

擔心年輕一輩被「洗腦」，是認為年輕人是白紙一張，是被動而缺乏思想的受害者。其實，早於七十年代，由英國社會學家Paul Willis 牽頭，一連串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學校文化的研究就發現，要學生成為社會期望的好學生，是不可能的。



資訊多元難言「洗腦」

試想想，如果「洗腦」可行，老師批改作業便毋須嘔心瀝血，找部機器便足矣。再者，香港學生早早便學懂一個現實，教育充其量是個人向上流動（或保底）的工具， 一切皆是「求學最緊要係求分數」的心態。學生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都不感興趣，能推動學習的往往是功課和考試背後的分數，因此要計分的便學，不計分的便不會上心，而所謂學習，往往也是記憶和背頌模範答案，試問有多少學生對學習內容認真對待？

在教育局的指引中，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方法是「描述性及方向性的正面回饋」，即是有評語，無分數。此外，國民教育科將推行於小一至中三，亦即是說，此科與文憑試和升學也沒有直接關係。在今天已把教育視為升學求職工具的香港，很難想像，學校、老師、家長或學生任何一方，會對此不計分數、又不影響升學的學科有一丁點的認真看待。

我們都生活在社會的不同圈子，年輕人即使真的在學校接收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或價值觀，也會在其他地方看得見矛盾。

在這個資訊泛濫的時代，年輕人在網上接收大量資訊，所以無論《中國模式》如何說黑成白，實在很難想像學生會毫無疑問地全盤接收。

再者，在大街小巷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的今天，年輕人每天經歷大大小小因兩地差異帶來的文化衝擊，又怎會不懷疑《中國模式》吹噓的所謂強國盛世？

教育制度之「洗腦」，從來不在於課本上教授的內容是否正確，真正「洗腦」的是教育中的各種遊戲規則。從「有用」知識的選取、其引申的價值觀、世界觀、到學習模式以至行為規範，當中可以包含功利物質主義、科技╱發展主義、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性別角色定型等等。



遊戲規則虛偽扭曲

學生在這個表面說崇高理念，實際上汰弱留強的競爭激烈遊戲中，要盡快學會如何勝出或不至落後的生存方法。大家以功利角度對待學習，很早便懂得以不同面孔對待老師和家長，養成見人講人話的習性；同學之間亦要有適度的互相幫助甚或利用，愈高年班因要面對升學壓力便愈見嚴重，雖未至於出賣靈魂，但已經是不斷扭曲個性，漸漸自行選擇、並認同教育和社會上的各種遊戲規則，因為這些就是現今社會的生存方式。

這種自行選擇的虛偽和扭曲，與國內口號式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行徑沒有分別。

君不見眾多國內同胞為跑進外資、出國留學競相折腰；愛國、入黨是折衷、功利主義的產物，適應市場、資本主義的法門。

指摘國民教育「洗腦」，是一個方便團結群眾但不理想的口號。課程是有毒的，但使用「洗腦」以打擊之，不能令受害的青年「充權」。「洗腦」口號具有「分散授權」的含義，因為洗腦的意思會令社會認為學生沒有免疫能力、質疑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即使年幼，成年人也應該慢慢讓他們參與決定在學校、在家中的成長決策，這樣才能夠達到為年輕人充權的長遠目的。因此，在群起圍攻國民教育的同時，我們更應一併思考香港教育中各種遊戲規則帶來的虛偽和扭曲。

若要香港的下一代能夠真正做個獨立自主、有思想、有原則的良好公民，家長老師要做的不只是大義凜然地高呼「救救孩子」，或不斷把學生說成是受害者，而是要學習「充權」這個概念，讓孩子自己找尋成長路，學自己想學的東西，走自己想走的路，從而在一個真正接納多元的社會中，真正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主體。

崔偉恒為Roundtable Pioneers 總幹事；唐嘉汶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