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chrecher在〈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一書就觀察到“主權”最早在中國於一八六零年出現，而往往是在最弱的時候中國提得最多(為一九零九年即八國聯軍後九年，跟共和革命只有兩年)。國運1909作者澳洲華裔的雪洱就選了這個年頭做這本書是引子。1908年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駕崩，在常識中﹑在大家的歷史知識的認知中，大清的國運已經去到荼蘼。究竟1909年會否和1949年﹑1979年在歷史長流中，起了一樣大的作用？
讀歷史的人知道歷史沒有返轉頭，只能夠學習歷史﹑讓人汲取經驗，避開未來的可能遇到的挫折。有些學者負面的指學習歷史，是路徑依賴，會令國家陷入歷史的循環，因為大家學習同一版本的歷史，大家對時局的基本邏輯﹑分析會如出一徹。
雪洱做的可能就是突破這個中國人的思想瓶頸，時興平反，國運1909為極晚清的一干十九世紀八十後來一個平反。沒有操守的西方傳媒的渲染﹑被稱為恐怖份子的革命黨人的活動，妖魔化了晚清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自 “走向共和”採納劍橋中國史的史觀，褒李鴻章﹑貶國父孫中山，似乎晚清史會是史學界的新潮了。雪洱嘗試平反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八十後攝政王載灃。載灃在極右洋務派﹑極左類義和團派甚至在革命黨人中極力得到大清國的全民共識及主流話語體系的主旋律，摒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為多次的軍事挫折，證實此模式不行。政治改革﹑憲政是唯一的出路。不少憲政學者都寫過大清搞憲政的認真的，作者雪洱就道“1909年，開始的的宣統新朝，在統治者並非做作的努力下，開始了擴大政治基礎﹑權力分享的艱難歷程。後世無可否認，哪個年代所能達到的政治開明與寬容，都是後世人望塵難及”。
我會這樣評說，只怪可惜一切來得太少﹑來得太遲。
星島日報 每日雜誌 中國點點點 2010-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