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可借用西班牙經驗

西班牙經驗

從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至一九七八年，西班牙用了短短三年就成功由一個右派威權過渡至民主政體。在佛朗哥見證下成長的國王卡樂斯，成功將佛朗哥的威權制度和選舉機制透過立法轉型成憲政民主君主制度。國王在公開場合都開腔支持佛朗哥時代唯一的合法政黨國民陣線(前稱長槍黨)，暗地卻傾向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第一任首相Arias Navarro因未能說服佛朗哥分子接受政改方案，再加上示威﹑工潮﹑恐怖主義活動。Navarro 諳然下台，由擔當過國民陣線秘書長長達二十年的Gonzalez Suarez出任首相，當西班牙人民以為民主無望的時候，Suarez運用他在佛朗哥集團的網絡﹑政治經驗成功控制官僚系統，並且說服在議會內的佛朗哥黨人放棄國民陣線集團的功能組別議席。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Suarez公佈政改計劃，宣佈普選產生的兩院；經過他的協調下，在當年十一月，國民陣線集團控制的議會通過議案，將有社團主義色彩味道的議會制度摒棄。



從妥協走向大和解



反對者在一九七六年一系列的秘密會議，成立了聯合陣線(Coordinacio´n Democra´tica)(普選聯？) 和政府達成共識。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Suarez在軍方大力反對下宣佈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國王向軍方說之而情避免了軍方干政。而西班牙共產黨亦投桃報李，承認君主政體﹑放棄共和的訴求。對於馬克斯主義者來說，是極大的讓步。西班牙的左派政黨當年放棄推翻佛朗哥政權﹑建立第三共和的遠景，讓步比今天香港的反對政改方案者要大，但是當時的西共領導Santiago Carrillo毅然接受談判同支持君主政體(不要忘記他們是共產黨人﹗)。Santiago Carrillo就曾說 ‘It is time to pact with the system’。



西班牙能，香港怎麼不能



當年的西班牙政治環境比香港複雜，有君主政體﹑教會﹑軍方以至加泰羅民亞﹑巴斯克等族群的民族問題。沒有流血﹑沒有驚天動地的建國儀式﹑沒有令人興奮推倒重來的氣魄，政治學家將西班牙的民主化過程形容為︰交易式轉型﹑協議式轉型﹑協定轉型以至聯盟民主。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八十後反特權青年？)評價契約民主有違民主理念﹑保留現存社會經濟局面﹑培植腐敗同裙帶關係以至阻礙公民社會在民主過程的作用﹑限制政治競爭。



告別浪漫



沒有社會革命，沒有從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推動的憲政改革是有限制的，但是憲制制約(君主制)和政治現實(佛朗哥支配了政權)的局限下，政治菁英如首相Suarez力求走出死胡同的嘗試，避免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至軍人干政﹑族群撕裂﹑左右雙派你死我活鬥爭的宿命，令政治﹑經濟改革胎死腹中。Moncloa Accord 直接促進了政治共識達至民主憲政。香港人要放棄美式公民社會的對抗性﹑競爭性﹑法國大革命式的浪漫，採取西班牙式協約民主，後六．二三的香港可以是西班牙的翻版。這個將會是中國近代政治改變中，是自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來的歷史突破。

不要墜入歷史的怪圈

學習歷史的怪圈



中國人實在有太多的學習歷史的心理包袱，在西方的社會科學術語中，有所謂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見諸於如︰馬國明君 廿七日明報《分秒必爭還是寸土必爭》﹑葉蔭聰君同日明報《何俊仁和他的時代分秒必爭還是寸土必爭》以至商台中國問題專家潘小濤廿三日都市日報《洞房前，為何不先擺喜酒簽婚書？》一文。



歷史限制制度創新



歷史的學習會限制制度的創新，中共近世的治國經驗﹑政策制訂的過程有不理性的過去，不能完全算在今天的領導層。當然從機構文化﹑組織行為上分析，歷史經驗確實可以作為參考，不過不能讓制度與政策結果都成為潛規則的囚徒(Prisoner of History)，形成路徑依賴。筆者同幾位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知無大差異，不過問題的關鍵是，是否需要慣性地﹑懶惰的將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用中共建黨﹑建政的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去引證中國政府的不信守承諾的歷史。這個定性能討好一向恐中﹑恐共因避秦南來的香港人，強化香港人對中國的不信任，對香港民主化亦無幫助。其實北京自九十年代，意識到國內政策制訂以及公務員制度有極大需要與國際接軌，開始與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組織合作研究相應的行政改革，開始理性政策制訂﹑管治方式步向專業化、公開化、科學化的方向。況且從民主化理論的視角，協商比革命，更能鞏固民主，透過憲政手段﹑立法確定政治承諾，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改變中，是自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來的歷史突破。



以美國﹑法國﹑俄羅斯為師，必然流血



在Eric Hobsbawm 筆下的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法國在十八世紀發生驚天動天的流血革命，統治階層因沒法解決初始工業化帶來的階級衝突，原有制度因此崩分離析。美式建國模式觸動當代的革命運動，法國大革命引發一系列大國秩序的重新洗牌，俄羅斯更於一戰後兩度爆發革命，兩度政權易手。

透過社會運動﹑通過流血革命達到政治自由，確實令人響往，搞革命對於社運人士從來是浪漫而有型的事，但是對象以中產為主體因的香港，革命意味失去工作和生活。



憲政手段的不吸引



為憲政改革緩慢且要容忍原有統治階層繼續在議會篤眼篤鼻。透過和平手段﹑不用內戰或受到外國侵略來完成民主化的過程，在近世歷史中，以西班牙的經驗最為人樂道。在一九七五年後佛朗哥的協商民主化的過程中，當年後佛年代的第二任首相(Gonzalez Soarez)的政治手腕﹑西班牙共產黨的妥協可堪今天香港市民借鏡。



香港人要放棄美式公民社會的對抗性



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Suarez在軍方大力反對下宣佈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國王向軍方說之而情避免了軍方干政。正如香港的民主黨同中央宣稱承認基本法﹑全國人大零七年的決議﹔甚至公民黨創黨時，放棄平反六四的訴求一樣，當年的西班牙共產黨向Suarez投桃報李，承認君主政體﹑放棄共和的訴求。對於馬克斯主義者來說，是極大的讓步，比公民黨放棄平反六四要更大勇氣(﹗)。如果香港人願放棄美式公民社會的對抗性﹑競爭性﹑法國大革命式的浪漫，採取西班牙式協約民主，後六．二三的香港可以是西班牙的翻版。

NOW新聞台國際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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