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再興

江氏物語


A144 1 . 台灣壹週刊



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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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時代那些事 (三十四) 伊斯蘭再興



阿拉的世界風起雲湧，民主野火燎原，一國接一國，中東、北非和所有伊斯蘭國家都被捲入，比當年東歐民主潮更為波瀾壯闊。受到衝擊的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它不只是單純的革命運動，而是阿拉伯世界第三次文藝復興。



從第七世紀到十六世紀，伊斯蘭世界在歐洲擁有壓倒性優勢。歐洲城市在十一世紀之後才開始出現，在此之前歐洲都是農業地帶。而伊斯蘭教注重商業、科學、數學、航海、貿易、天文、曆法、化學，都市性格很強，十世紀在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城市科多巴省有七十個圖書館，一千六百個禮拜堂，還有五十萬到八十萬人口的大城市。當時基督教世界仍處於黑暗時期，情況完全與今天相反。



一九九五年我在華府參加ASPEN研究計畫，中東學者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和薩依德（Edward Said）二人的演講給我極大衝擊。薩依德是全球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多產作家，十多本著作有中譯本，路易斯則是阿拉伯歷史權威，他的書都是大學重要參考書。他們的博學和熱情甚具感染力，尤其是對伊斯蘭文明的精闢分析，每次演講全場無聲，他們提到了許多宗教偏見，引起熱烈討論，欲罷不能。



亞斯潘人文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在美國眾多智庫中獨樹一幟，它以人文思想的探討為主，鼓勵博覽名著，重視文化衝擊和宗教對話，它邀請著名學者、政治領袖和企業家來演講。總部設在科羅拉多，華府、馬里蘭、以及東京、柏林各地都有分處，最熱門的課程是「領導，價值與好社會」，和甘迺迪學院相似，特別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才俊而設。我參加的是「蘇格拉底社會」（Socrates Society）。我還保留一份他們開出來的一長列閱讀書單，光看每天討論的題目，就夠唬人了。



從中國的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孫子，到西方的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古代哲人，包括新約、可蘭經、甘地、馬丁路德、佛洛依德、林肯、聯邦論、梭羅、資本論、霍布斯、洛克、朱德，分為自由與公平、同意與異議、財產與權力、個人與社會、公正與契約等幾個主題，傳統理論經過爬梳整理，似乎透露新的光芒。



芝加哥大學校長、柏林企業家、伊朗學者、黎巴嫩詩人、紐約銀行家、來自哈佛、哥大、耶魯的教授，還有退休的外交官、國安會官員，講師都是精心挑選。大部分課程都很精彩，但是學員水準參差不齊，來自十幾個國家，有外交官、年輕學者、企業主管、專欄作家、法官、律師、環保鬥士、人權組織代表，大家背景不同，興趣和專業不同，每天六個小時的課，結結實實，無法偷懶，前後十天，彷彿知識急行軍，又可說是文化饗宴，但課程太緊湊，充滿壓迫感，最後簡直累癱了。



柏納路易斯用整個上午的時間討論伊斯蘭文化，他從阿拉伯角度來看西方文明史，對穆罕默德多采多姿的一生和耶穌傳道生涯作了有趣的比較，穆罕默德很會做生意、會打仗、會談判、會治國，他是血性男兒，會唱歌、哭泣，有時徬徨無助，陷入絕望；有時興高彩烈，充滿雄心壯志。但耶穌永遠愁眉苦臉，只有悲憫，沒有幽默感，二人個性截然不同。





穆罕默德娶了比他年齡大了十多歲的妻子哈蒂嘉，生了幾個孩子，後來又娶了幾位太太，她們爭風吃醋，經常跟他吵架，他喜歡抱著襁褓中的兒子到處炫耀，他的生活中充滿暴力和衝突，但他熱情洋溢，急公好義，為族人排難解紛，甚至必須以武力解決爭端，他不僅是政治天才，也是天生的傳道家，和耶穌不同的是，耶穌認為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後來成為政教分離的價值基礎，而穆罕默德卻認為虔誠信神的人，都有責任參與社會和政治的改造，四海之內皆兄弟，沒有種族膚色之分，大家要彼此扶助，共同創造公義社會，宗教與政治是不可分的，政治是實踐信仰的工具。



ASPEN學員有不少來自中東的穆斯林，約旦安曼的法官，開羅的都市計畫專家，巴勒斯坦小學校長，談到伊斯蘭與西方關係，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充滿悲觀，但在南腔北調的英文中，有一個共同的訊息，那就是西方不瞭解伊斯蘭，西方媒體對中東充滿偏見，扭曲和醜化。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剝奪、控制與分化，和他們對非洲的殖民一樣，當地的文化傳統破壞殆盡，知識階級流亡海外，留下獨裁者以高壓對付無數民眾。激進組織以反現代化和反西方為號召，向政府挑戰，最成功的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



它在三○年代由九位小學老師創立，一面從事反殖民抗爭，一面推行教育、福利、醫療、社區服務，這個NGO很快就走上國際化，在阿拉伯各國成立分支機構，它對埃及政府造成很大威脅，但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經過幾個世代打壓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民間力量。



穆斯林兄弟會在當地窮人中幾乎被當作像「慈濟功德會」一樣的救命恩人，西方媒體卻將它與恐怖主義並列，東西方文化與宗教上的鴻溝，在今天資訊氾濫的時代仍難以消除，實在大不幸。



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前，伊朗有大批學生留美，他們在海外參加反政府活動，巴勒維派人監視，和國民黨作法相同。伊朗、韓國和台灣等五國的校園間諜，在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大公開。這些國家民主化之後，留學生有機會回國找工作，但伊朗革命後，政府更高壓，伊朗留學生從此有家歸不得，一輩子流亡海外，中東知識分子的漂泊心靈，特別值得同情。



歐洲的穆斯林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普遍受到歧視，美國的穆斯林大都屬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教育水平較高，容易融入美國社會，二、三千萬居住在海外的穆斯林，終於看到阿拉伯出現民主潮，他們回家的日子不遠了。



中東有許多獨裁國家，但這個地區經常發生大動亂、政變和革命，人民想掙脫枷鎖，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與西方世界並無不同。最近幾個禮拜，看到茉莉花一朵一朵地開，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與軍隊對幹，「寧願犧牲生命爭取自由的人，才配得上自由」，現在誰敢說阿拉伯人不需要民主，誰敢說伊斯蘭教義與民主價值有衝突。



一位剛從ASPEN受訓回國的埃及工程師，在他的臉書上說，他在開羅解放廣場上大喊「自由、自由、自由」，我們都在見證伊斯蘭的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