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就是希望透過綜合近年來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言論作一個總結，從中建構一個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去剖析中國、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情況。本書的架構分為六個部份︰制度、文化、政治經濟、管治、公共行政、公民社會。制度是國家、政府的脊樑，正如新制度主義者所言，制度組織（structure）政治行為，而文化、政治經濟因素又往往影響一國的制度選擇。讀者可以用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去演繹現時中國的國家制度是全民共識、改良主義、共同價值的反映，然筆者更服膺於此乃路徑依賴、自我應驗預言的結果。此分析建基於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歷史背景南轅北轍，對個人、對社會的限制、對國家/政府的預期，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綜觀本書，亦反映筆者研究的脈絡，當年本科學生年代的興趣是民主化（Democratisation），從 Lipset、Huntington、Dahl 到 Diamond，可以說是應對了後天安門事件的一種心結。這個情懷，由 1989 年小六到大學一、二年級上莊一直未釋。始終對 Lipset, Huntington 到 Diamond 等國際經驗，未有特殊的依付，很有可能在在港大學生會的經歷（稱之為歷練似乎又有點言過其實），開始對基層的論述有更深的體會、對比較研究的方法學，產生懷疑。這個懷疑令我選擇了研究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作為哲學碩士論文題目，Civil Society 的研究老實說書看得多，寫了一個蒙混過關的論文，當中真正讓我想稍為有同感的是 Antonio Gramsci。最後亦以 Hegemony 總括當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國家社會關係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公民社會理論，往往以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國家社會作為二元對立，是零和遊戲（Zero-sum），英美的三權分立概念某程度上亦源自這個傳統，對國家的懷疑、對政府的提防，而這個傳統孕育出資本主義（可能互為因果）、出產了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東方社會（姑且這裹指英國以東罷），從法國、德國、俄羅斯到中國，愈東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傾向就愈強，當中當然是蘇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控制的範圍最為囑目。而文化上，不計中國這個筆者認為的特例，法德俄又確實比美英的人民對市場持更懷疑的態度、「食皇糧」（Public Sector）的比例、人民對政府在個人生活、經濟生活的容忍都較高。
將這個思考放在中國和香港，可以某程度解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的張力和矛盾，是源自對國家社會關係不同理解的差異，某程度上又是文化的衝突。
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
在研究公民社會的時候，思考了文化對國家社會制度的影響。這個慢慢引領了到另一個理論，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領域。在探討中國文化對民主化的影響、從思考有無中國文化、有的話是何許模樣，以至解答中國文化、東亞特殊論的時候，新制度的文獻解答了部份答案。當文化論、新馬的論述無法單方面解釋中國的特殊性，新制度主義有這個想像力解答了為什麼中國既然難以管治、為何不行聯邦制？為什麼憲政暫時仍然不是中國領導人的選項？以至今天國內特殊國情衍生的「國家民族主義」、香港特殊的意識形態光譜、香港中產對自由主義的熱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