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可以是另一個中環？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8 時事評論 By 文淵 2012-08-28


8 月6 日，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註】召開首次會議。前海特區作為「深港深度合作」的新課題，自從誕生以來，便一直受到多方關注；由於不少人一直稱它為「下一個中環」，予人的訊息似乎中央要「深港合併」，取中環而代之，所以惹來不少港人惶恐。

不過，筆者認為大可不必擔憂，一方面稱作「下一個」，自然是因為前海尚且灘塗一片，中環只是遠景；另一方面，前海特區的定位與中環有更密切關係——配合發展港人引以自豪的高端服務業，所以「深度合作」才算真正點題。

本土企業應積極享受前海特區為香港經濟轉型而提供的便利，開放內地專業服務市場等優惠待遇，使得本港下一代都有City Job 和多元發展前景，不拘泥一方天地， 「雙城故事」可以比「獨城計」講得更好。


上班途程幾近中環


北京給予前海新區一系列政策，涉及金融、財稅、法制、人才等十多個方面。

按照傳統經濟特區的慣例，大多是利用國內的土地資源、稅收優惠、積極產業導向政策的優勢，發展實體高新行業。不過，由於前海特區的面積不大，區區十五平方公里，所以這樣的土地面積使得該塊地區注定不會是高端製造業基地，而重於香港所擅長的專業服務業和一直方興未艾的創業產業上。


這樣，一系列的政策導向足以吸引「嗅覺敏銳」的金融、法律服務、審計服務機構在此開業承攬新興業務。此外，由於土地租金和業務開拓方面的方便，更是可以成為廣告、諮詢、設計產業的創業樂土，為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化和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提供優質高端服務。與北京上海不同，未來到前海上班與去中環上班的路途，將會沒有太大的差別，兩地工作生活更恰似同城距離，大批年輕專才可以從容就業。


此外，體制創新也是前海的「重磅利器」，其中之一就是稱為「先行先試」的政策原則，主動權幾乎全部下放到地區和企業以至個人經營者手上，這樣的政策在全國其他經濟特區，諸如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珠海橫琴都沒有實施過，所以香港創新產業的發展，無論在行業、業態、產業鏈布局上將會有更多的空間。


新增人幣回流政策


此外，中央對「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在近兩至三年來均在不斷嘗試，試圖在資本項下逐步做「有限度的開放」和「對熱錢有足夠控制力」上尋求一種平衡，把人民幣這個不能進行自由兌換的幣種打造成一種強勢貨幣；香港已經確立須要承擔打造「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任務，這次要在前海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可以看作是配合存於香港的大量人民幣作出進一步安排，即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二步。


其實，國際化第一步是含有隱憂的，多數人持有人民幣，是基於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一旦預期見頂，將會出現人稱「日本病」的大量外資出逃，第一步的成果將會毀於一旦。如今在香港的大筆人民幣尚且沒有太多官方認可的「回流」渠道，這次前海先開放了探索試點跨境貸款，鼓勵外資股權投資基金進入等是一個十分積極的訊號，因為這是為數不多的官方認可回流方式之一。


面對未來人民幣率的變化，離岸人民幣可以有另外一個避險的場所，從而保持海外存量與國內存量之間的聯繫，在市場化與資本管制之間有一定的緩衝。


其次，貸款與直接投資是比間接投資（金融市場）更為容易監管的資金，熱錢進入的危險比RQF II 要小上很多，央行會比較放心。此刻只是前海這幕大戲的序幕，如今方興未艾，進一步的發展將會在未來發展情況下繼續探索，諸君拭目以待。


如今前海經濟特區成為不少中港官員、學者的熱門話題，相關的文章和評論數量不少，看好新特區的前景不在少數。然而，筆者認為，如今規劃與設想雖多，但須要謹慎對待，不應揠苗助長，操之過急，如果給所有行業一起上馬，往往只會事倍功半，建議前海項目應該按行業分批有序發展，才能漸入佳境。

注視行業建立周期


前海的政策涉及金融、財稅、法制、人才、醫療等十多個行業，有一些需要十分長的周期，比如醫療，涉及醫院大樓建設，諸多昂貴的醫療設備、器材等，絕非一蹴而就。並且單是醫療人才的培養就有多年的周期，一定要從長計議，切實制訂一個五至二十年的規劃，通過醫學院之間的合作，醫院或者專科診所的開設，香港的醫療資源可以為整個華南地區服務，而華南地區可以提供硬件設備上的支持，兩地醫學院也能教學相長，互惠互利。


此外，有一些行業周期相對較短，比如金融或者會計事務所的發展，只須建設寫字樓就可以立刻進行商業運營，故而建議在基礎建設完成後積極籌劃第一批進駐，成為首批標誌性的企業，並且逐步形成初步的核心商圈和產業高地，促進前海的後續二期規劃可以順利進行。


二之一
註：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共有十七位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華建敏擔任主任委員，此外則由香港與內地各佔八席，皆由兩地具有較高社會知名度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現任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出任副主任委員。


此外，還有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和廣北、中銀國際副執行總裁謝湧海、香港理工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正豪、中科院士葉嘉安、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受聘為委員。

吳局長，你聽到沒有？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時事評論
By 崔偉恒 2012-08-02

上周日（7 月29 日），抗議教育局推行「國民教育」的市民不顧當天的炎熱高溫，出席人數沒有十萬，都有數萬。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和其他支持「國民教育」的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國家也會為學生提供這樣的「國民教育」；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國民教育」促進會主席姜玉堆指稱，該會支持和贊助學生到湖南參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搖籃；他甚至建議，當你的大腦受到污染，洗腦是必要的。

「七二九遊行」，其實是兩種文明衝突的結果——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教育」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家長式民族主義教育」！



這兩個文明的衝突可以修補嗎？

當天的一些示威者，有香港大學學生會九十年代的中堅分子，他們訪問中國、到內地旅遊；但我懷疑，他們知道大陸情況的不多。

另一陣營的一些人，是2002 年離開殖民地大學後，我也認識一些。

他們認為， 「國民教育」也有在西方教授，況且香港現在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應該視為「宣傳」。

雙方的論點不無理由。反對「國民教育」的家長害怕年幼一代遭人「洗腦」，長大後最終會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反對的人認為， 「天安門事件」、「李旺陽神秘死亡」都應該加進「國民教育」之內。

相反，那些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如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則說沒有此必要。

雙方操不同的語言，反映不同的價值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 「國民教育」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增加對中國的了解，並會幫助他們就業。

綜合各方觀點，他們談論的只是「國情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或「公民教育」。其實，譚惠珠、吳克儉和示威者所談論的，都應該在高中或以上，並且應該放入中國語文或中國歷史的「國情教育」裏。

教育局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如果我們把討論的重點回歸到辯論香港學生應否接受「國民教育」，那麼，無論是吳克儉，還是盛傳即將擔任教育局副局長的陳嘉琪博士（本身是課程研究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正是莫禮時教授，莫禮時是香港教育學院前校長，是教育社會學、國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專家），工作將較為容易。

不過， 在超民粹主義的政治環境下，加上一個超低認受性的政府，沒有一個人包括林鄭月娥可以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所謂「中央任務」；即使明天教育局宣布「國民教育」只局限於簡單的唱國歌和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七二九遊行」已展現出真正的人民力量，市民對低信任度的政府已到了攤牌的局面，市民對小修小改的「國民教育」將不會收貨。



教育局可以做些什麼？邀請各位市民起草「國民教育」的課程內容吧！正如行政長官選舉期間，候選人梁振英邀請市民與他一起寫政綱。這是一個民粹主義者的舉動嗎？是的，很民粹，甚至是激烈式的民粹。但吳局長你有一個替代政策嗎？沒有，除非你想行政長官或公眾明確要你下台。吳局長，你聽到沒有？

Roundtable Pioneers總幹事崔偉恆

國民教育真能洗腦嗎？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時事評論
By 崔偉恒　唐嘉汶 2012-07-24



自《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以來，學生、教師和家長站在同一陣線，異口同聲指國民教育「洗腦」，擔心年輕一輩的思想受到控制。國民教育科採用偏頗的資料作為教科書內容，以達致歌頌「中國模式」的政治目的固然要反對；不過，即使教育局有「洗腦」之意，又是否真的能有「洗腦」之效？

擔心年輕一輩被「洗腦」，是認為年輕人是白紙一張，是被動而缺乏思想的受害者。其實，早於七十年代，由英國社會學家Paul Willis 牽頭，一連串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學校文化的研究就發現，要學生成為社會期望的好學生，是不可能的。



資訊多元難言「洗腦」

試想想，如果「洗腦」可行，老師批改作業便毋須嘔心瀝血，找部機器便足矣。再者，香港學生早早便學懂一個現實，教育充其量是個人向上流動（或保底）的工具， 一切皆是「求學最緊要係求分數」的心態。學生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都不感興趣，能推動學習的往往是功課和考試背後的分數，因此要計分的便學，不計分的便不會上心，而所謂學習，往往也是記憶和背頌模範答案，試問有多少學生對學習內容認真對待？

在教育局的指引中，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方法是「描述性及方向性的正面回饋」，即是有評語，無分數。此外，國民教育科將推行於小一至中三，亦即是說，此科與文憑試和升學也沒有直接關係。在今天已把教育視為升學求職工具的香港，很難想像，學校、老師、家長或學生任何一方，會對此不計分數、又不影響升學的學科有一丁點的認真看待。

我們都生活在社會的不同圈子，年輕人即使真的在學校接收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或價值觀，也會在其他地方看得見矛盾。

在這個資訊泛濫的時代，年輕人在網上接收大量資訊，所以無論《中國模式》如何說黑成白，實在很難想像學生會毫無疑問地全盤接收。

再者，在大街小巷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的今天，年輕人每天經歷大大小小因兩地差異帶來的文化衝擊，又怎會不懷疑《中國模式》吹噓的所謂強國盛世？

教育制度之「洗腦」，從來不在於課本上教授的內容是否正確，真正「洗腦」的是教育中的各種遊戲規則。從「有用」知識的選取、其引申的價值觀、世界觀、到學習模式以至行為規範，當中可以包含功利物質主義、科技╱發展主義、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性別角色定型等等。



遊戲規則虛偽扭曲

學生在這個表面說崇高理念，實際上汰弱留強的競爭激烈遊戲中，要盡快學會如何勝出或不至落後的生存方法。大家以功利角度對待學習，很早便懂得以不同面孔對待老師和家長，養成見人講人話的習性；同學之間亦要有適度的互相幫助甚或利用，愈高年班因要面對升學壓力便愈見嚴重，雖未至於出賣靈魂，但已經是不斷扭曲個性，漸漸自行選擇、並認同教育和社會上的各種遊戲規則，因為這些就是現今社會的生存方式。

這種自行選擇的虛偽和扭曲，與國內口號式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行徑沒有分別。

君不見眾多國內同胞為跑進外資、出國留學競相折腰；愛國、入黨是折衷、功利主義的產物，適應市場、資本主義的法門。

指摘國民教育「洗腦」，是一個方便團結群眾但不理想的口號。課程是有毒的，但使用「洗腦」以打擊之，不能令受害的青年「充權」。「洗腦」口號具有「分散授權」的含義，因為洗腦的意思會令社會認為學生沒有免疫能力、質疑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即使年幼，成年人也應該慢慢讓他們參與決定在學校、在家中的成長決策，這樣才能夠達到為年輕人充權的長遠目的。因此，在群起圍攻國民教育的同時，我們更應一併思考香港教育中各種遊戲規則帶來的虛偽和扭曲。

若要香港的下一代能夠真正做個獨立自主、有思想、有原則的良好公民，家長老師要做的不只是大義凜然地高呼「救救孩子」，或不斷把學生說成是受害者，而是要學習「充權」這個概念，讓孩子自己找尋成長路，學自己想學的東西，走自己想走的路，從而在一個真正接納多元的社會中，真正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主體。

崔偉恒為Roundtable Pioneers 總幹事；唐嘉汶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