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真能洗腦嗎？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時事評論
By 崔偉恒　唐嘉汶 2012-07-24



自《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以來，學生、教師和家長站在同一陣線，異口同聲指國民教育「洗腦」，擔心年輕一輩的思想受到控制。國民教育科採用偏頗的資料作為教科書內容，以達致歌頌「中國模式」的政治目的固然要反對；不過，即使教育局有「洗腦」之意，又是否真的能有「洗腦」之效？

擔心年輕一輩被「洗腦」，是認為年輕人是白紙一張，是被動而缺乏思想的受害者。其實，早於七十年代，由英國社會學家Paul Willis 牽頭，一連串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學校文化的研究就發現，要學生成為社會期望的好學生，是不可能的。



資訊多元難言「洗腦」

試想想，如果「洗腦」可行，老師批改作業便毋須嘔心瀝血，找部機器便足矣。再者，香港學生早早便學懂一個現實，教育充其量是個人向上流動（或保底）的工具， 一切皆是「求學最緊要係求分數」的心態。學生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都不感興趣，能推動學習的往往是功課和考試背後的分數，因此要計分的便學，不計分的便不會上心，而所謂學習，往往也是記憶和背頌模範答案，試問有多少學生對學習內容認真對待？

在教育局的指引中，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方法是「描述性及方向性的正面回饋」，即是有評語，無分數。此外，國民教育科將推行於小一至中三，亦即是說，此科與文憑試和升學也沒有直接關係。在今天已把教育視為升學求職工具的香港，很難想像，學校、老師、家長或學生任何一方，會對此不計分數、又不影響升學的學科有一丁點的認真看待。

我們都生活在社會的不同圈子，年輕人即使真的在學校接收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或價值觀，也會在其他地方看得見矛盾。

在這個資訊泛濫的時代，年輕人在網上接收大量資訊，所以無論《中國模式》如何說黑成白，實在很難想像學生會毫無疑問地全盤接收。

再者，在大街小巷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的今天，年輕人每天經歷大大小小因兩地差異帶來的文化衝擊，又怎會不懷疑《中國模式》吹噓的所謂強國盛世？

教育制度之「洗腦」，從來不在於課本上教授的內容是否正確，真正「洗腦」的是教育中的各種遊戲規則。從「有用」知識的選取、其引申的價值觀、世界觀、到學習模式以至行為規範，當中可以包含功利物質主義、科技╱發展主義、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性別角色定型等等。



遊戲規則虛偽扭曲

學生在這個表面說崇高理念，實際上汰弱留強的競爭激烈遊戲中，要盡快學會如何勝出或不至落後的生存方法。大家以功利角度對待學習，很早便懂得以不同面孔對待老師和家長，養成見人講人話的習性；同學之間亦要有適度的互相幫助甚或利用，愈高年班因要面對升學壓力便愈見嚴重，雖未至於出賣靈魂，但已經是不斷扭曲個性，漸漸自行選擇、並認同教育和社會上的各種遊戲規則，因為這些就是現今社會的生存方式。

這種自行選擇的虛偽和扭曲，與國內口號式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行徑沒有分別。

君不見眾多國內同胞為跑進外資、出國留學競相折腰；愛國、入黨是折衷、功利主義的產物，適應市場、資本主義的法門。

指摘國民教育「洗腦」，是一個方便團結群眾但不理想的口號。課程是有毒的，但使用「洗腦」以打擊之，不能令受害的青年「充權」。「洗腦」口號具有「分散授權」的含義，因為洗腦的意思會令社會認為學生沒有免疫能力、質疑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即使年幼，成年人也應該慢慢讓他們參與決定在學校、在家中的成長決策，這樣才能夠達到為年輕人充權的長遠目的。因此，在群起圍攻國民教育的同時，我們更應一併思考香港教育中各種遊戲規則帶來的虛偽和扭曲。

若要香港的下一代能夠真正做個獨立自主、有思想、有原則的良好公民，家長老師要做的不只是大義凜然地高呼「救救孩子」，或不斷把學生說成是受害者，而是要學習「充權」這個概念，讓孩子自己找尋成長路，學自己想學的東西，走自己想走的路，從而在一個真正接納多元的社會中，真正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主體。

崔偉恒為Roundtable Pioneers 總幹事；唐嘉汶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Twenty Years, Two Peoples

One Day

One Day is a novel by David Nicholls, published in 2009. Each chapter covers the lives of two protagonists on 15 July, St. Swithin's Day, for twenty years. The novel attracted generally positive reviews, and was named 2010 Galaxy Book of the Year.[1] Nicholls has adapted his book into a screenplay; the feature film of the same name was released in August 2011.


PlotDexter and Emma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 following their graduation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 in 1988. Though they do not become romantically involved, they become friends and in subsequent years, their lives take them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but they keep in contact. The novel visits their lives on July 15 in successive years in each chapter for 20 years.




Emma becomes a waitress in Kentish Town at a horrible Tex-Mex restaurant, while Dexter becomes a successful television presenter. Gradually, Emma fulfills her ambitions, first as a teacher and then as a bestselling novelist. Conversely, Dexter's career collapses, going from presenting a mainstream television show, to cable TV, to being fired from a late-night video games review show.



Each of the main characters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such as Emma with an unfunny stand-up comedian boyfriend Ian, and Dexter with a fellow TV presenter. By 2001, Emma has broken up with Ian, and Dexter has divorced wife Sylvie with whom he has had a daughter, Jasmine. The cause of the divorce is Sylvie's infidelity with Callum, one of Dexter's university friends. After the divorce Dexter goes to Paris to visit Emma, where she is writing her second book.



When they meet in Paris, they confront their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becoming lovers is the right choice, after all the years they have been friends and with all the complications such a transition would make.

伊斯蘭再興

江氏物語


A144 1 . 台灣壹週刊



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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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時代那些事 (三十四) 伊斯蘭再興



阿拉的世界風起雲湧，民主野火燎原，一國接一國，中東、北非和所有伊斯蘭國家都被捲入，比當年東歐民主潮更為波瀾壯闊。受到衝擊的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它不只是單純的革命運動，而是阿拉伯世界第三次文藝復興。



從第七世紀到十六世紀，伊斯蘭世界在歐洲擁有壓倒性優勢。歐洲城市在十一世紀之後才開始出現，在此之前歐洲都是農業地帶。而伊斯蘭教注重商業、科學、數學、航海、貿易、天文、曆法、化學，都市性格很強，十世紀在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城市科多巴省有七十個圖書館，一千六百個禮拜堂，還有五十萬到八十萬人口的大城市。當時基督教世界仍處於黑暗時期，情況完全與今天相反。



一九九五年我在華府參加ASPEN研究計畫，中東學者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和薩依德（Edward Said）二人的演講給我極大衝擊。薩依德是全球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多產作家，十多本著作有中譯本，路易斯則是阿拉伯歷史權威，他的書都是大學重要參考書。他們的博學和熱情甚具感染力，尤其是對伊斯蘭文明的精闢分析，每次演講全場無聲，他們提到了許多宗教偏見，引起熱烈討論，欲罷不能。



亞斯潘人文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在美國眾多智庫中獨樹一幟，它以人文思想的探討為主，鼓勵博覽名著，重視文化衝擊和宗教對話，它邀請著名學者、政治領袖和企業家來演講。總部設在科羅拉多，華府、馬里蘭、以及東京、柏林各地都有分處，最熱門的課程是「領導，價值與好社會」，和甘迺迪學院相似，特別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才俊而設。我參加的是「蘇格拉底社會」（Socrates Society）。我還保留一份他們開出來的一長列閱讀書單，光看每天討論的題目，就夠唬人了。



從中國的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孫子，到西方的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古代哲人，包括新約、可蘭經、甘地、馬丁路德、佛洛依德、林肯、聯邦論、梭羅、資本論、霍布斯、洛克、朱德，分為自由與公平、同意與異議、財產與權力、個人與社會、公正與契約等幾個主題，傳統理論經過爬梳整理，似乎透露新的光芒。



芝加哥大學校長、柏林企業家、伊朗學者、黎巴嫩詩人、紐約銀行家、來自哈佛、哥大、耶魯的教授，還有退休的外交官、國安會官員，講師都是精心挑選。大部分課程都很精彩，但是學員水準參差不齊，來自十幾個國家，有外交官、年輕學者、企業主管、專欄作家、法官、律師、環保鬥士、人權組織代表，大家背景不同，興趣和專業不同，每天六個小時的課，結結實實，無法偷懶，前後十天，彷彿知識急行軍，又可說是文化饗宴，但課程太緊湊，充滿壓迫感，最後簡直累癱了。



柏納路易斯用整個上午的時間討論伊斯蘭文化，他從阿拉伯角度來看西方文明史，對穆罕默德多采多姿的一生和耶穌傳道生涯作了有趣的比較，穆罕默德很會做生意、會打仗、會談判、會治國，他是血性男兒，會唱歌、哭泣，有時徬徨無助，陷入絕望；有時興高彩烈，充滿雄心壯志。但耶穌永遠愁眉苦臉，只有悲憫，沒有幽默感，二人個性截然不同。





穆罕默德娶了比他年齡大了十多歲的妻子哈蒂嘉，生了幾個孩子，後來又娶了幾位太太，她們爭風吃醋，經常跟他吵架，他喜歡抱著襁褓中的兒子到處炫耀，他的生活中充滿暴力和衝突，但他熱情洋溢，急公好義，為族人排難解紛，甚至必須以武力解決爭端，他不僅是政治天才，也是天生的傳道家，和耶穌不同的是，耶穌認為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後來成為政教分離的價值基礎，而穆罕默德卻認為虔誠信神的人，都有責任參與社會和政治的改造，四海之內皆兄弟，沒有種族膚色之分，大家要彼此扶助，共同創造公義社會，宗教與政治是不可分的，政治是實踐信仰的工具。



ASPEN學員有不少來自中東的穆斯林，約旦安曼的法官，開羅的都市計畫專家，巴勒斯坦小學校長，談到伊斯蘭與西方關係，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充滿悲觀，但在南腔北調的英文中，有一個共同的訊息，那就是西方不瞭解伊斯蘭，西方媒體對中東充滿偏見，扭曲和醜化。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剝奪、控制與分化，和他們對非洲的殖民一樣，當地的文化傳統破壞殆盡，知識階級流亡海外，留下獨裁者以高壓對付無數民眾。激進組織以反現代化和反西方為號召，向政府挑戰，最成功的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



它在三○年代由九位小學老師創立，一面從事反殖民抗爭，一面推行教育、福利、醫療、社區服務，這個NGO很快就走上國際化，在阿拉伯各國成立分支機構，它對埃及政府造成很大威脅，但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經過幾個世代打壓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民間力量。



穆斯林兄弟會在當地窮人中幾乎被當作像「慈濟功德會」一樣的救命恩人，西方媒體卻將它與恐怖主義並列，東西方文化與宗教上的鴻溝，在今天資訊氾濫的時代仍難以消除，實在大不幸。



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前，伊朗有大批學生留美，他們在海外參加反政府活動，巴勒維派人監視，和國民黨作法相同。伊朗、韓國和台灣等五國的校園間諜，在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大公開。這些國家民主化之後，留學生有機會回國找工作，但伊朗革命後，政府更高壓，伊朗留學生從此有家歸不得，一輩子流亡海外，中東知識分子的漂泊心靈，特別值得同情。



歐洲的穆斯林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普遍受到歧視，美國的穆斯林大都屬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教育水平較高，容易融入美國社會，二、三千萬居住在海外的穆斯林，終於看到阿拉伯出現民主潮，他們回家的日子不遠了。



中東有許多獨裁國家，但這個地區經常發生大動亂、政變和革命，人民想掙脫枷鎖，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與西方世界並無不同。最近幾個禮拜，看到茉莉花一朵一朵地開，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與軍隊對幹，「寧願犧牲生命爭取自由的人，才配得上自由」，現在誰敢說阿拉伯人不需要民主，誰敢說伊斯蘭教義與民主價值有衝突。



一位剛從ASPEN受訓回國的埃及工程師，在他的臉書上說，他在開羅解放廣場上大喊「自由、自由、自由」，我們都在見證伊斯蘭的再興。